为什么说《史记》是中国史书天花板？

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》编纂项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，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，由中宣部委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国家图书馆组织实施。项目秉持“激活经典、熔古铸今、立足学术、面向大众”的编纂原则，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百种典籍，以当代眼光审视和解读古代典籍，启发读者从中汲取古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经验，借以育人、资政，更好地为今人所取、为今人所用。项目于2016年启动，截至目前，已完成百种书目遴选；出版图书85种，项目成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。我们将追本溯源，在“古籍今说”栏目介绍项目部分成果，揭示《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》有代表性的底本，挖掘这些古籍珍本的版本源流和递藏过程，展现珍本秘籍曲折流传的历史，从而使读者更加了解、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史记一百三十卷，汉司马迁撰，南朝宋裴骃集解，唐司马贞索隐，唐张守节正义，宋黄善夫家塾刻本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《史记》一书，初为史籍通称，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后，专指一家之言。这部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的旷世著作，以纪传为体，以实录为魂，构筑起中国史学与文学并峙的双峰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基石地位。

文史双辉

司马迁以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”的气魄，上起黄帝，下迄汉武，总揽三千年史事于一百三十篇、五十二万余言之中。其首创十二本纪、三十世家、十表、八书、七十列传之体，以纪传为经，以书表为纬，全面系统地记载西汉中期以前之古代史实，创立纪传体通史这一重要史书体裁，后代史家奉为典范。东汉史学家班固推其“实录”原则，谓其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，于《史记》百三十篇中，专记汉代者六十二篇，兼记秦汉者十一篇，详近略远，对当代史事尤为着意。书中既有对陈涉、项羽的由衷赞颂，亦有对“今上”汉武帝大胆尖锐的批评，真正践行“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的著史理想，为后世众多著史者所遵循。其文学成就更深入人心：古文运动兴起后，唐代文学家韩愈称其风格“雄深雅健”，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推为“峻洁”；唐代史学家刘知幾《史通》以《史记》与《春秋》并列，谓“载笔之体，于斯备矣”；宋代史学家郑樵更将之提升至“六经”之后唯此一作的地位；清代史学家赵翼称“历代作史者，遂不能出其范围，信史家之极则也”；梁启超誉司马迁为“史界太祖”；鲁迅则以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定评，足见其文史交融、千古独步的崇高地位。

宋椠圭臬

在流传过程中，《史记》的文本形态不断演变，宋代是其刊刻之繁盛期。其中，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建安黄善夫刊本，乃现存最早之《史记集解》《史记索隐》《史记正义》三家注合刻本，于《史记》版本史上具里程碑意义。黄善夫，名宗仁，建阳人，所刻《史记》三家注向被视为南宋建刻之代表作。其版式精整，纸墨俱佳，集南朝宋裴骃集解、唐司马贞索隐、唐张守节正义于一书，自此三家注合刻本渐取代其他版本形态，成为《史记》主流版本。汉魏唐时，《史记》以写本流传，裴骃始创夹注本，至唐代三家注次第问世，方形成研究史上第一座里程碑。然三家注合刻则待宋人完成，黄善夫本恰处这一关键节点。此本“集解序”后有“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”牌记，“目录”后有“建安黄氏刻梓”木记，是考察宋代建阳坊刻之珍贵实物。黄善夫本《史记》存世仅二部，一部全本，一部残本，足见其珍稀罕秘。

递藏归公

黄善夫本《史记》于近代之流传，亦有一段辗转归国的动人历程。此本原藏日本狩谷棭斋求古楼，后散出，张元济购得六十六卷，归涵芬楼。据《涵芬楼烬余书录》记载，宝礼堂潘宗周另得《平准书》《刺客列传》二卷，其中《刺客列传》上有袁克文题识。袁克文素有藏书之癖，曾自署“皕宋书藏”，自比黄丕烈“百宋一廛”，晚岁境况窘迫，藏书渐次散去。潘宗周雅好古书，袁克文遂至沪售书，成就宝礼堂之收藏。1939年潘宗周去世后，宝礼堂藏书由其子潘世兹继承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潘世兹将家藏辗转存入香港，悉心护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潘世兹慨然将宝礼堂藏书捐献国家，此黄善夫本《史记》残帙亦随之回归祖国，今藏于国家图书馆。第一册末尚存罗振玉、黄绍箕观款，为中日两国学人递藏之见证。

从杨恽“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”，到今日宝礼堂遗珍归公入藏，《史记》不仅是记录三千年兴亡的信史，更是承载中国文化基因的根本经典。它所创立的纪传体例、所秉持的实录精神、所蕴含的文学品格，跨越两千载时空，依然在当代文化传承中焕发着不可磨灭的光芒。